深入研究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基本问题（学苑论衡）,立法,建设,文明20241009-凯发k8唯一

存在强烈的现实需求。新时代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(wei)人民日益增(zeng)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(zhan)之(zhi)间的矛盾。从“盼(pan)温饱”到“盼(pan)环保”，从“求生存”到“求生态”，人民群众对(dui)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(zheng)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(fang)面的要求日益增(zeng)长。同时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(zhan)已进入(ru)加快绿色化、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(zhan)阶段(duan)，统筹高质量发展(zhan)和高水平保护(hu)任重道远，生态文明(ming)建设仍处于压力叠(die)加、负重前行的关键期，迫切需要聚焦建设美丽(li)中国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(neng)力现代化水平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成为(wei)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(fang)式满足人民群众对(dui)美好生态环境新期待的必然选择。

形成覆盖全面的立法体系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经过(guo)长期努力，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已经形成了涵盖30多部法律、100多件(jian)行政法规、1000多件(jian)地方(fang)性法规以及众多国家生态环境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(hu)法律制度体系，立法成就举世瞩目。但(dan)也要看到，由于以往生态环境立法采取分散立法模式，缺(que)乏体系化思维，分散于民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等部门法中的生态环境立法存在重复和不协调等问题(ti)，导致法律适用不畅、影响执法质效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，有利于提升(sheng)生态环境立法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此外，自1979年我国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(hu)法以来，学界就开始进行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化研究，积累了丰富成果，为(wei)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了学术支撑。

探求模式方(fang)法

编纂生态环境法典，要将新时代生态文明(ming)建设成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，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、共(gong)谋全球生态文明(ming)建设等理念要求转化为(wei)法律原则、法律制度。这是一项涉及面广泛、实践性很强的立法工作。必须从实际出发，立足现实国情，对(dui)法典的模式选择、逻辑框(kuang)架、编纂方(fang)法等问题(ti)进行深入(ru)研究，为(wei)立法机关编纂出一部反映(ying)人民意愿(yuan)、切实管用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学术参考。

研究合理模式。通常(chang)而(er)言，法律的体系化有两(liang)种模式，即“基本法 单行法”的基本法模式和法典化模式。前者因结构分散，往往难以避免单行法脱离基本法约束(shu)、违反基本法的情况。法典化模式的优点在于有较完备的逻辑体系，能(neng)够(gou)较好地体现立法的民主性、科学性、全面性、可预测性和易操作性，便于统一法律适用，但(dan)如何保持开放性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(ti)。应深入(ru)分析(xi)其他(ta)国家环境法典编纂的经验教训，分析(xi)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编纂的差异性，深入(ru)研究综合了基本法模式和法典化模式优势和特征的“适度法典化”模式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作用，即将基础性、原则性、共(gong)通性的法律制度编入(ru)法典，在废止部分法律的同时保留相关单行法，从而(er)既增(zeng)强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，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，克服机械僵化的弊端。

构建逻辑框(kuang)架。20世纪末以来，领域型学科在全球兴起成为(wei)一个非(fei)常(chang)瞩目的知识现象。领域型学科是指(zhi)以问题(ti)为(wei)导向、汇聚各种学科方(fang)法集中解(jie)决人类面临危机的综合性新兴学科。生态环境保护(hu)就具(ju)有领域型学科的特点。在我国，随着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、涉外领域立法不断加强，并受领域型学科影响，“领域法”逐渐(jian)成为(wei)与“部门法”并列(lie)的法学概念。生态环境立法就具(ju)有以问题(ti)为(wei)导向、综合各种法律调整手段(duan)的“领域法”性质。这意味着作为(wei)“领域法”，生态环境法典具(ju)有既不同于民法典以民事权利为(wei)主线、以意思自治为(wei)核心价(jia)值、以裁(cai)判规则为(wei)主的逻辑结构，也不同于行政法典以行政权力为(wei)主线、以依(yi)法行政为(wei)核心价(jia)值、以管理性规范加行政程序为(wei)主的逻辑结构，而(er)是以生态、环境、资(zi)源三个方(fang)面的法律问题(ti)为(wei)主线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(gong)生为(wei)核心价(jia)值，融管理性规范与裁(cai)判性规范、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于一体。从生态环境法典的“领域法”性质出发进行编纂，有利于实现法典形式系统性、制度合理性、程序顺畅性、结构开放性和体系稳定性的有机统一。

完善编纂方(fang)法。法典编纂既不是重新制定新法，也非(fei)对(dui)已有法律简单整理、照抄照搬，而(er)是需要以一定的法律编纂理论为(wei)基础，统筹运用立改废释纂各种方(fang)法，实现法典各方(fang)面规则内在一致、相互支撑、逻辑自洽。当前，对(dui)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方(fang)法和方(fang)法论的研究还不够(gou)深入(ru)，必须抓紧补短板、强弱项。要植根中华(hua)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沃土，深入(ru)研究、充分汲取中华(hua)法系“寓道于术”“有典有则”“以类聚篇”等法典编纂技术，借鉴民法典编纂成功经验，对(dui)成于不同历史阶段(duan)、具(ju)有不同立法目的、混合不同立法技术的现行生态环境立法进行编订纂修(xiu)、系统整合、集成升(sheng)华(hua)，提炼出更加完善的法律规范。法典编纂的对(dui)象既包括现行立法，也包括相关司法实践，还要做好立法论思维与司法论思维的衔接转化。在立法论中，法律是思考的客(ke)体；在司法论中，法律是思考的根据。要适时跳出立法论思维，善于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探求法典编纂的合理形式与内容，使法典更好满足执法司法需要。

加强学术创新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，这表(biao)明(ming)生态环境立法的立法方(fang)式正(zheng)从“成熟一个制定一个”转向协同共(gong)进，从以创制为(wei)主转向统筹创制和清理、编纂和解(jie)释，更加注重增(zeng)强法律的可持续发展(zhan)能(neng)力。研究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过(guo)程也是中国自主的生态环境法知识体系的建构过(guo)程。要依(yi)法保障生态环境领域各类社会关系得到妥(tuo)善调整、各种社会行为(wei)得到有序规范、各方(fang)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(hu)，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研究创新，以中国自主的生态环境法知识体系支撑生态环境法典编纂。

推(tui)进概念创新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必须以内涵明(ming)确、外延清晰的法律概念为(wei)基础。首先要以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党内法规、地方(fang)立法等为(wei)研究对(dui)象，在认真(zhen)研究其立法背景、历史渊源、规范内容、矛盾冲突、短板弱项的基础上，对(dui)生态文明(ming)法治建设涉及的概念进行系统梳(shu)理，甄别原创词(ci)汇、外来词(ci)汇、技术词(ci)汇、政策(ce)词(ci)汇、司法词(ci)汇，提炼以生态环境、环境权、可持续发展(zhan)等为(wei)概念基石的“法言法语”，形成从生态环境法典总则到各编由基本概念、专门概念等构成的范畴体系，为(wei)把分散的生态环境立法转变为(wei)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典提供坚实概念基础。

注重问题(ti)创新。当前，学界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条件(jian)等问题(ti)上已经取得一些成果。但(dan)也要清醒看到，在生态环境法典的价(jia)值论、实践论等问题(ti)上研究还相对(dui)不足。比如，基础理论研究尚(shang)停留在学术构想层(ceng)面，对(dui)域外法典研究不够(gou)深入(ru)，对(dui)中国实际问题(ti)关注不够(gou)，能(neng)够(gou)解(jie)决中国实际问题(ti)的创新性研究较少，各种研究之(zhi)间关联度不高。问题(ti)是推(tui)动研究深化的动力。在法典编纂研究中，事实判断问题(ti)和价(jia)值选择问题(ti)最为(wei)重要，也是学术创新的增(zeng)长点。要善于提出新问题(ti)、取得新成果，推(tui)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事实判断问题(ti)上更好体现我国生态文明(ming)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，在价(jia)值选择问题(ti)上更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(jia)值观。

实现方(fang)法创新。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方(fang)向已经确定，接下来就要搭建最合理的“路和桥”，解(jie)决方(fang)法问题(ti)。要处理好社科法学方(fang)法与教义学方(fang)法、整体主义方(fang)法和还原主义方(fang)法的关系，区别不同方(fang)法的适用对(dui)象和语境差异。研究立法涉及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条件(jian)制约，需要运用社科法学方(fang)法，借助经济学、社会学等其他(ta)社会科学研究手段(duan)把握立法涉及的社会事实问题(ti)。教义学方(fang)法则用于分析(xi)法律适用的思维过(guo)程和实际经验，对(dui)总结归纳法律规则具(ju)有重要意义。同时，还要做到“见树木又见森林(lin)”，既以整体主义方(fang)法分析(xi)生态环境法典所面临的“人与自然和谐共(gong)生”这一复杂系统问题(ti)，也要以还原主义方(fang)法观察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个体和要素，以正(zheng)确处理权力和权利、公益和私益、人类与自然等各种关系。要树立高度的方(fang)法论自觉(jue)，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(fang)法，推(tui)动不同研究方(fang)法集成创新，产(chan)生“1加1大(da)于2”的研究合力。

（作者为(wei)全国人大(da)环境与资(zi)源保护(hu)委(wei)员会副主任委(wei)员、中国法学会环境资(zi)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吕忠梅）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4年10月08日09版）

责编：秦雅楠、卢思宇